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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云APP下载“大疆”教父的教育实验:把学生“扔到海里去”

2025-11-0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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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本文带你走进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泽湘的“实验课堂”,看看他是如何让学生学会创新和应对不确定性的,以及他到底做对了什么,背后又有哪些每个家庭都值得思考和学习的教育智慧。

  今年早些时候,原西安交大校长、现福耀科技大学校长王树国在一场科技论坛上抛出三连问:

  他接着说:“我不知道,我没有答案。我唯一得到实践验证的是那些读博士的没有他们做得好。”

  当科技竞争进入白热化阶段,这个问题终于绕不开了。我们的大学,到底是在培养创新者,还是在消耗他们?

  很多人的直觉反应都是悲观的,但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泽湘,用二十多年时间证明了一件事:创新人才,是可以系统培养的。

  1979年,他以公派本科生身份赴美,先后在卡内基梅隆大学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完成学业,之后在麻省理工、纽约大学工作。他亲眼见过硅谷创业浪潮,也亲身参与过美国顶尖高校的实验室如何让技术走向产业。

  1992年,当香港科技大学抛来橄榄枝时,李泽湘回到中国。他想看看,在中国的大学里,能不能培养出以科技创新引领行业、改变行业的硬科技创业者。

  今天,大疆、云鲸智能、正浩创新、海柔创新……这些改变行业格局的独角兽背后,都是他的学生。人们叫他“大疆教父”、“造星导师”,但这些标签遮蔽了更重要的东西,李泽湘不是在“造星”,他是在证明一套可复制的方法论。

  他把学生直接扔进产业一线,从第一天起就让他们动手解决真实的工程问题。鼓励他们去创业,在无数次失败和迭代中,学会如何把一个技术idea变成真正能用、能卖的产品。结果,这些年轻人不仅做出了产品,还做出了改变行业格局的公司。

  当我们焦虑于孩子的升学择业问题时,李泽湘的探索提醒我们:真正值得关心的问题不是“走哪条路”,而是“如何培养解决真实问题的能力”。这种能力,不分文理,不分行业,是每个孩子都需要的。

  Indeed调查显示,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毕业生认为学位“浪费了钱”。在Z世代中,这个比例飙升到51%,也就是说,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后悔的。

  与此同时,《》最近报道,一批顶尖高校的学生正在辍学投身AI浪潮。继比尔·盖茨、乔布斯、扎克伯格、萨姆·奥特曼之后……这份“辍学者名单”还在变长。

 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泽湘,在教学一线观察了二十多年后,发现问题比想象中更严峻:传统大学教育不只是无效,反而在扼杀创新能力。

  他注意到:第一周如果有一百个学生来上课,到期中就剩五十个,期末最多四分之一。即使出勤了,面对晦涩的前沿理论,学生也提不起兴趣。老师讲,学生听,听不懂就稀里糊涂地记,完成必修学分。

  在香港科技大学的头几年,李泽湘还在观察,但随着接触的学生越来越多,他意识到,这不是个别现象,而是“结构性问题”。

  大学的院系设置、课程设计,都是按照学科边界划分的:机械工程归机械系,电子工程归电子系,计算机归计算机系。学生从大一开始,就被困在自己的专业里深耕,而且专业里的课程也都是循着学科逻辑教,几年下来,学生接触的就仅限于“本家山头的东西”。

  在李泽湘看来,按学科培养出来的,可以是工程师、科学家或艺术家,但产品经理和创业者需要跨学科的学习和实践。

  内容上,学校里教的,几年后到了职场就用不上了。形式上,不少教授仍旧依赖板书,用PPT的已经算时髦。

  更关键的是,工科教育对实践经验的要求很高,但传统大学培养模式下,大部分大学生在实验室里的目标是操作规范,做的课题甚至毕业设计,都是“老师给问题,学生答题,最后以成绩结束”,既不来自于行业真实问题,也不来自于学生内在兴趣,说到底,还是“应试思维”的延续。

 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,李泽湘曾做过一个对比:美国本科一学期四门课,30门课毕业。中国工程本科呢?70多门课,170多学分,是美国学生的两倍多。

  李泽湘还观察到一个令人沮丧的现象:有些大学三、四年级时还很有潜质的学生,读研几年后再见,发现已经“完蛋了”。“因为他去读研,就得做老师给的问题,老师给的问题主要是为了发论文或职称,他没法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。”

  李泽湘说,我们国家每年毕业上千万大学生,可能三分之一以上是理科,一半以上是理工科,但真正具备工程师精神和能力的少之又少,更谈不上成为突破、创新的开拓者了。

  发现问题只是第一步。接下来的二十多年,李泽湘一直在探索一套“新工科教育”体系。

  传统工科教育的逻辑是:先学理论,再做项目,最后才接触市场。李泽湘则是反过来:让学生先看见市场需求,再退回来整合资源解决问题。

  2004年,为指导学生参加亚广联大学生机器人比赛(Robocon) ,李泽湘在港科大开设了一门项目课程。

  这门课学生要学会定义问题(搞清楚比赛规则),然后以团队形式利用各种工具,把系统进行分解(机械、电子、软件等),设计、和制造每个子系统,集成、测试和不断迭代。因为要自己制作样机,学生还要到华强北采购元器件,利用大学城周边的机加车间加工和焊接零部件等。

  不少人对李泽湘说,这门课学到的东西比四年课堂还多。二十多位来自不同专业的学生中,就有后来大疆的创始人汪滔。平时对传统课程提不起兴趣的汪滔,在这门课上像换了个人,接连上了两届,拿下香港冠军和亚太总决赛第三名。

  毕业设计时,汪滔和团队将Robocon学到的技术,做了一款航模飞控器。读研期间,他们在深圳莲花北租了套两居室,创办了大疆。

  自此之后,李泽湘便不再给学生布置毕业设计题目,而是让他们自己组队做市场调研、发现问题、整合资源。他指导的学生里,十个有九个走上了创业之路。除了汪滔,这门课还走出了汝原科技的创始人王铭钰、逸动科技联合创始人陶师正和潘宗良等一批年轻创业者。

  原本辅导学生参赛的项目课程,也被发展为面向全校一年级学生的机器人项目课程,还推广到广东工业大学、湖南大学等多所高校。2016年,港科大在大疆支持下成立综合系统与设计学科部,每年招30名学生,把局部实验升级为更系统的培养。

  在不断的实践中,李泽湘逐渐提炼出新工科教育的核心:让学生像创业者一样思考和行动。

  具体来说,就是发现和定义问题,整合各种技术和资源去解决;基于项目的系统设计、制造、调试和迭代;跨学科、跨年级的团队协作;以及供应链和项目管理。

  从今天的眼光看,黄埔军校其实很不像个军校。学生只读几个月,也没有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。但它有一个特点:学了马上就用,边学边用。学生学了几天,就直接上战场。

  培养出色的工程师,还不是终点。在科技创新圈里,还有另一个问题:技术上很极致,演示起来很震撼,但就是卖不动。

  问题出在哪儿?工程师想的是“怎么把东西做到最好”,创业者想的是“做出来的东西谁会买、怎么卖、能不能持续发展”。

  李泽湘说,实际上有不少创业最后不怎么成功,都是由于没能从工程师思维升华到创业者思维。

  商业思维则要判断如何切入市场、如何形成闭环、如何让技术真正转化为现金流与利润。

  除了硬科技创业营的系统课程,项目导师还会频繁介入,与团队深入交流,帮他们改掉“只会解题、不懂定义问题”的惯,这正是应试教育最难突破的部分。

  李泽湘有个很形象的说法:创业就像“走夜路”,一个人会害怕,三五个人一起,再给你手电筒和打狗棍,就不怕了。

  这还要说到一段小插曲。大疆成立刚一年就曾遭遇生死危机:所有人都跑了,只剩一个出纳,甚至有人带着汪滔的设计到外面去卖。汪滔想起诉,律师开口就要70万。走投无路,他找到了李泽湘。

  李泽湘不仅出了钱,更关键的是,他手里刚好有一批“后备军”。当时在哈工大校长王树国的支持下,李泽湘在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办了个教改班,第一届学生即将毕业。李泽湘鼓励他们去大疆实习工作。正是这批学生帮汪滔重建了大疆。

  他联合两位教授创办固高科技,专攻运动控制和智能制造核心技术,让学生在真实商业环境中摸爬滚打(虽然当时有很多学生因为个人选择都倾向于出国深造或者去硅谷,但这份经验是保留下来了)。

  他用在大疆的早期股份创办松山湖国际机器人产业基地,把供应链、技术资源、创业导师全部打包,降低科技创业门槛。

  最近也是最大的一次突破在2021年。在深圳市政府的支持下,李泽湘主导筹建的“深圳科创学院”开始接收首批学生。这是一个独立于现有高校体系的新平台,不用再跟传统教育体制博弈,可以从零开始构建新工科教育体系。

  在培养出大量优秀的硬科技创业者,李泽湘仍在持续探索,希望更进一步。然而出人意料的是,他从不鼓动所有人去创业。

  他的学生潘宗良说:“他觉得一个人要有主动思考择业的思维,而不是被生活或者主流推着走。当然,他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去试一下创业的过程,如果觉得不适合,可以加入别人的公司。”

  对作为老师的李泽湘来说,教育的本质不是让每个人都成为创业者,而是让每个人都有能力在黑暗中前行。即使没有标准答案,也知道如何找到自己的路。

  做李泽湘的学生,写论文还是其次,“跑工地”才是日常。去华强北买元器件、去工厂打磨零件、亲手焊接电路、测试、迭代。这些”脏活累活“,事后总是不足为人道也,但恰恰是创新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。

  只有亲身经历过,学生才会发现:图纸上完美的设计,到了工厂加工精度不够;预算内能买到的材料,性能达不到要求;为了控制成本,要跑三家供应商比价……这些“脏活累活”,课本永远不会教,但它们构成了“把想法变成产品”的全部细节。

  可以是拆一个坏掉的电器(即使修不好),可以是自己在家做一次化学实验(即使这并不一定是孩子之后想深入学习的方向),也可以是策划一次家庭旅行(包括预算、订票、行程调整)......

  重要的不是“学到什么知识点”,而是经历“从想法到实现”的完整链路,在这个过程中建立对真实世界复杂性的认知。

  李泽湘的新工科教育,很有“野蛮生长”的味道:不给答案,甚至不给题目。学生毕业设计要自己去市场找问题,遇到困难他也很少直接给解决方案。

  这背后有认知科学的支撑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Robert Bjork提出“必要难度理论”(Desirable Difficulties):学习过程中适度的困难,反而能提升长期记忆和迁移能力。当学生必须主动检索信息、重构知识时,大脑会建立更深层的神经连接。

 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研究也发现:经历过“生产性失败”(Productive Failure)的学生,虽然初期表现不如直接教学组,但在应对新问题时表现更好。因为他们建立了问题解决的心智模型,而不只是记住答案。

  对家长来说,这意味着:与其焦虑地帮孩子规划好每一步,不如退后一步,给孩子试错的空间。让他们在真实的环境中碰壁、调整、找到自己的方向。

  不是每个孩子都要去开公司,但“做成一件事”的经历和感觉,对每个孩子的发展都是必不可少的。

  这个过程会教给孩子一些课堂上永远学不到的东西:如何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解决问题、如何说服别人相信你的想法、如何面对失败后重新站起来、如何在不确定性中做决策。

  对孩子来说,这个“创业”可以很小:比如在学校组织一次活动、做一个自媒体账号、开一个小小的手作摊位。关键不是做多大,而是完整地经历一次“发现需求→设计方案→执行→反馈→迭代”的循环。

  在松山湖XbotPark机器人基地,李泽湘一直在营造一种像家庭一样信任、宽容失败的氛围。据他的学生讲,他从不轻易否定,那么多怀揣着不同想法的年轻人,每个人做的事情都不一样,但“只要学生不放弃,李老师永远是一种支持的态度”。

  这对我们家长来说就是个很好的提醒。当孩子说“我想试试”的时候,先别急着泼冷水,也别急着帮他们铺好每一步。孩子需要的不是一个永远正确的导师,而是一个允许他们试错、在他们跌倒时拉一把的支持者。

  这样看来,与其说李泽湘的新工程教育是“英才教育”,倒不如说是我们每个普通家庭都能受益的育人智慧:让孩子不再被动等待“正确答案”,而是去主动创造可能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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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5.知识分子:李泽湘:新工科教育的背景和使命,李泽湘,2020年3月31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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